为结构性的对话阐释学一辩:文本阐释是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

Nov 12th, 2013 | By | Category: Literary Studies

对文本的阐释是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一种反对的论调逐渐走俏了起来。这一论调宣称,文学阐释的科学性是不成立的。于是文学阐释陷入了困境,文学家们被鄙视为“江湖骗子、玩世不恭,或者傻瓜”(参见:Hauptmeier H, Schmidt S.J.: Einführung in die empir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85.)。更有甚者,一些文学研究概论竟然泛而广之地否认“存在着文本理解这样的东西”(参见: Geisenhanslüke, Achim: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theorie. Von der Hermeneutik zur Medienwissenschaft. 3. Auflage. Darmstadt: WGB, 2004.)。

阐释学作为支撑文学阐释的首要理论依据也受到了株连,不是被打入冷宫,就是被受到自然科学语境左右的社会科学重新改写(就好像被 Andreas Wernet, Peter Tepe 等人改造的所谓“客观阐释学”的文学研究方法那样)。 消解理解文本的主体是这种新阐释学标新立异的卖点,他们认为只有放弃主体才能确保知识的科学性。于是主体理解和诠释的作用被完全抹去。

其实,二十世纪的理论史在大多数语言学中已经为文本阐释摆脱危机提供了可能,而今天这些“可能”已经被遗忘了。就我专业领域而言,在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中就能找到有效地解决方法。因为一方面,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立足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这样传统又强大的专业史的结合,另一方面 它可能是最早具有这样一种意识的学科,即在科学史方面文学阐释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是有根有据的。在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中,当作为敌对阵营泾渭分明的阐释学理论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携手抗敌时,就能为文学阐释提供合法性,但是如果它们孤军奋战的话,将可能失败或者已经失败了。

阐释主体运用部分已被阐释学理清的理论获取知识,结构主义符号学负责揭示存在于知识内部的使阐释成为可能的固有因素。在这样一个多种理论的合作中可以看见,文学阐释作为文本知识的获取途径是有效的,因为它突显了文本的多义性,并且代表了主体和客体在更高或更深的理解层面上的互动。放弃使用这种认知模式就是放弃沟通,任何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就因为它是实现沟通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沟通,或者说相互理解,是一种人类学特性。如果文本阐释被否定和废弃,那么这种特性就会随着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一起被废弃。结构性的阐释学理论使高度个性化的对象成为可以被理解的读物,比如说一篇文学文本。在此,阐释学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视为核心要素,并且在对客体进行解读和理解的行为中获得对客体的超越。

对话性的思维方式是结构性阐释学的基础,它期待着在哲学性的科学认知理论方面建立更坚实的基础,期待着与时俱进的优秀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必然交织着与真敌假友(比如“认知的”和“客观的”阐释学)的斗智斗勇。希望这个博客能成为为此交战的战场。

具体的相关学术论文请见:Henrieke Stahl: Interpretation als Dialog. Votum für eine strukturale Hermeneutik. // Concidentia.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 Geistesgeschichte. Beiheft 2: Bildung und Fragendes Denken, herausgegeben von Harald Schwaetzer. Bernkastel-Kues 2013. S.117-137.

作者联系方式:
Prof. Dr. Henrieke Stahl, Fachbereich II: Slavistik, Universität Trier. stahl@uni-trier.de

 

汉语译文:王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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