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Studies

Maria Andrianova: 六十年代列宁格勒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对话(报告为俄语)

Dec 11th, 2015 | By
MA

虽然时间较短,但解冻时期的确孕育了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因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压力得到缓解而产生的觉醒思绪在文学中催生了一场大丰收。在这场文学复兴中,莫斯科的作家们首先被习称为“六零代”,而他们在列宁格勒的同行们却依然处在被学术界遗忘的角落里。Maria Andrianova追录了六十年代列宁格勒的作家们与同时代人们的生动深入的对话,以此填补了历史与学术的空白。
Maria Andrianova博士是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项目助理。研究重点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文学。



Alla Tatarenko: 形式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诗学本源(报告为俄语)

Dec 11th, 2015 | By
AT

没有哪种文学像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塞尔维亚文学那样如此忠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与此同时,俄罗斯形式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条件,在所有塞尔维亚后现代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个报告中,Alla Tatarenko通过塞尔维亚著名后现代作家如 Danilo Kiš和Milorad Pavić的作品,揭示了此种影响的原因以及效果。
Alla Tatarenko教授为利沃夫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著名塞尔维亚后现代文学专家与翻译。



Irina Sudoseva: 室内景观作为文学中的美学类型(报告为俄语)

Dec 11th, 2015 | By
IS

室内景观对于文学作品的语义结构的作用至今在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整部文学作品而言,它的功能绝非仅仅局限于装饰上的作用。Irina Sudoseva在她的报告中对这一艺术现象的语义学分类及阐释进行了尝试。
Irina Sudoseva是俄罗斯国家人文大学(RGGU)语言文学与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



Eelco Runia: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历史理论(报告为英语)

Dec 10th, 2015 | By
ER

列夫·托尔斯泰的史诗巨作《战争与和平》不仅向我们具体展现了拿破仑战争的革命性结果,它也是托尔斯泰借以深刻思考历史学家如何处理史实的场所。从观察小说结构以及托尔斯泰的理论方法入手,Eelco Runia描摹了历史史实与历史再现之间微妙的关系。
Eelco Runia博士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资深讲师,历史理论专家。



Aage A. Hansen Löve: 文学沉默的时刻(报告为德语)

Dec 10th, 2015 | By
AAHL

自古以来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就暗藏着许多不能言说的、禁忌的和秘密的话语。到底在那些被省略和删除的内容中隐藏着什么呢?那些艺术上自我克制是单纯的缄默,还是另有玄机?请陪同我们一起品味Aage Hansen-Löve轻松愉悦的论述,一起漫步在文学与艺术的留白处。
Aage Hansen-Löve教授曾是慕尼黑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现已退休)。他是多本有关俄国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专著的作者,也是俄国现代派文艺的著名专家。



Vladimir Biti: 受难者的叙述作为建国神话(报告为德语)

Dec 10th, 2015 | By
VB

受难者的叙述是建国神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人类共同体实现团结统一的催化剂,它在构建民族集体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学中它如何体现自己的文化使命?它如何改变历史的现实以适应社会统一的需要?通过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系列叙事诗以及克罗地亚的关于Zrinski-Frankopan叛乱的叙事诗的研究,Vladimir Biti寻找着上述问题的答案。
Vladimir Biti教授为维也纳大学南斯拉夫文学文化专业教授。他也是著名的《当代文学与文化理论概念手册》的作者(1997年在克罗地亚出版,2001在德国出版)。



Katja Freise: 对话是一条成长之路: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的《机遇之歌》(1981) (报告为德语)

Dec 10th, 2015 | By
KF

“偶然”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是一件多偶然的事情呢?它纯粹是作者任意而为的结果,还是暗藏玄机?它是否有可能是联络全篇的关键,并且构成对话性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从这些问题出发,Katja Freise在她的报告中追溯了电影主人公的成长之路。他在与他人、与自己、与周围世界对话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报告中的电影片段选自“电影爱好者”DVD《机遇之歌》。版权所属:Der absolut MEDIEN GmbH, https://absolutmedien.de/
Katja Freise博士为哥廷根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讲师。



为结构性的对话阐释学一辩:文本阐释是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

Nov 12th, 2013 | By

对文本的阐释是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一种反对的论调逐渐走俏了起来。这一论调宣称,文学阐释的科学性是不成立的。于是文学阐释陷入了困境,文学家们被鄙视为“江湖骗子、玩世不恭,或者傻瓜”(参见:Hauptmeier H, Schmidt S.J.: Einführung in die empir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85.)。更有甚者,一些文学研究概论竟然泛而广之地否认“存在着文本理解这样的东西”(参见: Geisenhanslüke, Achim: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theorie. Von der Hermeneutik zur Medienwissenschaft. 3. Auflage. Darmstadt: WGB, 2004.)。
阐释学作为支撑文学阐释的首要理论依据也受到了株连,不是被打入冷宫,就是被受到自然科学语境左右的社会科学重新改写(就好像被 Andreas Wernet, Peter Tepe 等人改造的所谓“客观阐释学”的文学研究方法那样)。 消解理解文本的主体是这种新阐释学标新立异的卖点,他们认为只有放弃主体才能确保知识的科学性。于是主体理解和诠释的作用被完全抹去。
其实,二十世纪的理论史在大多数语言学中已经为文本阐释摆脱危机提供了可能,而今天这些“可能”已经被遗忘了。就我专业领域而言,在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中就能找到有效地解决方法。因为一方面,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立足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这样传统又强大的专业史的结合,另一方面 它可能是最早具有这样一种意识的学科,即在科学史方面文学阐释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是有根有据的。在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中,当作为敌对阵营泾渭分明的阐释学理论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携手抗敌时,就能为文学阐释提供合法性,但是如果它们孤军奋战的话,将可能失败或者已经失败了。
阐释主体运用部分已被阐释学理清的理论获取知识,结构主义符号学负责揭示存在于知识内部的使阐释成为可能的固有因素。在这样一个多种理论的合作中可以看见,文学阐释作为文本知识的获取途径是有效的,因为它突显了文本的多义性,并且代表了主体和客体在更高或更深的理解层面上的互动。放弃使用这种认知模式就是放弃沟通,任何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就因为它是实现沟通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沟通,或者说相互理解,是一种人类学特性。如果文本阐释被否定和废弃,那么这种特性就会随着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一起被废弃。结构性的阐释学理论使高度个性化的对象成为可以被理解的读物,比如说一篇文学文本。在此,阐释学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视为核心要素,并且在对客体进行解读和理解的行为中获得对客体的超越。
对话性的思维方式是结构性阐释学的基础,它期待着在哲学性的科学认知理论方面建立更坚实的基础,期待着与时俱进的优秀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必然交织着与真敌假友(比如“认知的”和“客观的”阐释学)的斗智斗勇。希望这个博客能成为为此交战的战场。
具体的相关学术论文请见:Henrieke Stahl: Interpretation als Dialog. Votum für eine strukturale Hermeneutik. // Concidentia.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 Geistesgeschichte. Beiheft 2: Bildung und Fragendes De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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