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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科罗娜-施玛尔兹女士的公开信:如何理解俄罗斯

Mar 23rd, 2015 | By
Gabriele Krone

尊敬的科罗娜-施玛尔兹女士:
今年您出版了一本名为《理解俄罗斯》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实在是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1978年,我被录取为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到今天,作为哥廷根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我想我是有资格被称为俄罗斯专家的。我人生中的许多时间都在莫斯科、彼得堡以及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度过;我在那里也几乎只用俄语发表文章;从彼得堡到车里雅宾斯克,我与二十多所大学的同行们不仅了建立了同事关系,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我对俄罗斯的爱来自于与生俱来的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来自于对俄罗斯文学中那种无与伦比的艺术性的思考的热爱。正因为这种爱,才使我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一直辗转难眠。这些事件以及俄联邦官方媒体的声音使我痛彻心扉。作为传媒学家中的俄罗斯专家您一定关注了俄罗斯官方对于乌克兰的报道。对此,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从中理解到了什么?尽管在说到战争的起因时人们尽可能地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尽管人们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谈到了利益和势力范围而不是民主和人权,尽管如此,这种报道依然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恶心。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我有一年的时间在莫斯科读博,我知道什么是苏联式的政治宣传。可是,和今天的有关乌克兰的报道相比,即使是那样的政治宣传也远远算不上是欺骗和煽动。这些有关乌克兰的观点,也是我在俄罗斯的伙伴们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传媒专家的您,为何对此浅尝辄止不再追问?为什么那些报道没有唤起您 ——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 的愤怒?难道您在您的传媒课堂上也是这么教育您的学生们的吗?归根结底我想问:对于这些被公认为是体现俄罗斯人对事件的“理解”的媒体报道,您为什么没有做更深入的思考?
我很了解俄罗斯人的心态,尤其是 —— 由于工作的关系 ——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想法。老实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同西方社会对普京政策的猛烈抨击。他们有这样的观点当然不是为了和政府保持团结一致。难道您不了解这种俄罗斯人特有的由顺从、不安和对日常事务的专注混合而成的生活体验?难道您不知道俄罗斯人的这种对政治事务条件反射式的回避?“不要读那么多报纸”,当我告诉我的俄罗斯朋友们乌克兰问题多么令我担忧时,他们这样告诫我。所以,在此我要强调,理解俄罗斯不是理解普京,而是理解俄罗斯人的这种心态!只有理解了俄罗斯人的这种心态,才能称得上是理解了俄罗斯。这种心态被民选政治领袖驾轻就熟地把玩着。而民选政治领袖一向扮演着民主的贯彻者和人民的代表这样的角色。“乌克兰人是以你们的名义被杀的”,我写信给我的俄罗斯朋友时这样说 —— 正如你我所熟知的,对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政府凌驾于个人之上,就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恶者。这种关系我们认为是苏联式的,并且我们曾经乐于相信,它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改变。可是,公民权利、公民参与、公民责任、社会自主,所有这些在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得到多大发展。更让人吃惊的是最近有关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运动的报道。当广场上为实现自由与民主而呐喊的参与者在莫斯科被污蔑为是受西方操控的法西斯团伙,作为记者,您的心不会滴血吗?
您和我,我们都试图去理解俄罗斯。当我们得出不同结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不同的信息,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政治背景。而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到了不同的阵营:俄罗斯民众,或者克林姆林宫里的政治领袖。我们甚至试图突破禁忌从俄罗斯政治领袖的角度来思考,来为他设身处地地设想。在此,一种俄罗斯危险论的观点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这种观点认为,西方之所以赢得了冷战,是因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实力大大地减弱了,而现在俄罗斯的实力渐渐恢复了,于是俄罗斯正要夺回它曾经拥有的东西。的确,就是法国也曾由于它殖民帝国的瓦解而问题不断,更使阿尔及利亚陷入战争。作为历史学者,您如何看待阿尔及利亚战争呢?它是否是一场正义的,或者是具有合法性的战争呢?
有一方面我认为普京是对的。的确,西方人在冷战中获得了胜利。这场胜利有两大原因。第一,苏联的多元跨国联合体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运转过。因此,俄罗斯自然会被视为外来殖民者。当这样一个权力变弱,殖民地的人民就会利用这个时机脱离它的掌控。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以抵御有可能再次强大起来的殖民势力?答案是:为自己寻求强大的盟友。波兰曾经在1918年到1939年间找到了英国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被法国和英国抛弃后找到了美国;苏联的卫星国和盟国找到了北约。谁没有找到盟友,谁就被背叛和出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北约的成立更有说服力的?难道您认为这样一个横跨大西洋的联盟是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被迫组建而成的吗?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成员国想要脱离它?为什么这些成员国里没有出现具有自主意识的戴高乐似的人物?为什么也没有类似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这样的人物?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西方赢得冷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经济和军事这两种“硬实力”,一个国家还具有一种“软实力”,即一种魅力。哈弗大学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尔(Joseph S. Nye)认为,这种软实力的重要性大多被低估了。俄罗斯没有极具吸引力的社会模式,因此在俄罗斯族裔占实际优势的克里米亚地区议会,亲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只占有5%的选票。还有许多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俄罗斯族裔,他们对欧盟的社会模式非常满意,即使当下他们在某些领域的经济状况还不如前苏联时期,他们也不愿意回到从前。是的,俄罗斯人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更现实。
诚然,在顿巴斯的人们会觉得在文化上俄罗斯比西乌克兰更亲切,但是当乌克兰真的有机会实现有效民主,限制贪污腐败的时候,乌克兰人会宁愿离开它吗?亦或者俄罗斯流行乐和俄罗斯语的电视节目,这些不必并入俄罗斯就可以得到的东西,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俄罗斯情怀?乌克兰不是火药桶。和俄罗斯人一样,东乌克兰的人们只关心自己的日常问题,对政治不闻不问。他们本无所谓属于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但是现在他们居然突然愿意拿起武器为此战斗?这当然不是为了俄罗斯流行乐。这就是为了传说中的爱。
科罗娜-施玛尔兹女士,我的工作和您的传媒工作一样,是为了理解,为了对话。作为俄罗斯文化的死忠我只能说:所有俄罗斯文化的美好理想都被那位政治领袖污秽了 —— 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责任感,契科夫的正义,普希金的欧洲主义,屠格涅夫的团结小人物的思想,果戈理的道德主义……面对当前在克里米亚的犬儒主义,我甚至感到苏联的意识形态显得更可爱一些。在这里我不能也不愿意为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其病态的列强心理粉饰。俄罗斯对我和其他人来说都有重大的价值。唯有把这种价值发扬光大正才是我所理解的理解俄罗斯。对此,难道您不认同吗?
致以衷心的问候
付茂廷
汉语译文:王晓菁



书评: 博尔温•班德洛的《谁惧恶人?》

Nov 12th, 2013 | By
Borwin Bandelow

《谁惧恶人》于2013年由赖因贝克的Rowohlt出版社出版,共346页。
究竟为什么一个人会成为连环凶杀和拐骗及常年虐待幼女的罪犯?一位哥廷根的心理学教授终于为这个陈旧的问题提供了答案。那就是因为这个人体内缺乏内啡肽。内啡肽是一种由人体自然产生的类似于鸦片的麻醉剂,有止痛及产生快感的功效。比如在妇女分娩后,以及在濒死体验中,人体会大量释放内啡肽。班德洛教授在他的书中称,有的人体内存在着一种能因某种行为而促使内啡肽释放以产生快感的机制。这种机制掌控着他的行为。这类人最高的人生诉求就是激发体内大剂量的内啡肽释放。有些人因体内内啡肽产量不足,或者身体对它的存在不敏感,因而缺乏幸福感,导致持续性的情绪恶劣。当然,不仅如此,他们可能还会想尽各种办法为自己制造幸福感,比如通过兽性的谋杀和虐待幼女。
那位哥廷根的教授用这种连他自己都承认是非常简单的理论回答了一个他自己并未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种连环凶杀和虐童案的罪犯大多都是男性?现在我们知道了,缺乏内啡肽的女性可以通过生育来增加内啡肽的分泌。因此,人们或许可以研究一下,是否生育较多孩子的妇女也有可能和连环杀手一样患有内啡肽缺乏症。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德国和意大利的低生育率是否和这两国的女性对体内内啡肽的高度敏感有关?以至于她们不再需要靠生育这种额外的刺激来增加内啡肽的分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高生育率国家也应当是连环谋杀和虐童案的高发国家。另外,既然濒死体验也能激发大量内啡肽释放,那么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发问,为什么那些班德洛教授所描述所采访的残暴凶手,不通过濒死体验来达到目的?这样他们连找牺牲品的麻烦都省了。
言归正传,班德洛教授并没有回答他自己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内啡肽的缺乏以及对它的不敏感是否是一种可以从医学上获得诊断的缺陷?亦或者它是社会问题导致的结果?为什么自身体内吗啡的缺乏会促使一些人犯下连环谋杀与拐骗的罪行,而不是简单地如大家本来所预料的,成为瘾君子?班德洛在书中还研究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下额叶受损来解释恶劣的性犯罪。下额叶会对人的社会行为和感情生活产生影响。此类结论可能在个别情况下适用,但此书试图将这一结论普遍化的策略意图已然昭然若揭。十九世纪时人们可以因他们的社会背景而不必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这种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班德洛这样的学者使用生物学策略,帮助人们脱去行为责任的重轭。要知道,责任是人类的文化财产,它是一种人类随时会再次失去的瑰宝。
班德洛的人类观很好地诠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恶魔》中所刻画的人类历史双阶段演化模型:第一阶段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从猴子变成人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因鸦片制剂而变得甜蜜美好的从人退化为猴子的过程。如果我们迄今为止都这样假设,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个模型预见到了充满战争与屠杀的野蛮的二十世纪,那么我们今天也预感到了,人类正藉着战争与民族灭绝走在一条退化为猴子的道路上。这种奇特的左右颠倒的镜像末世论尚未失效。大屠杀和战争对猴子来说依然太高端了。猴子干不了这个。因此,二十世纪很有可能只是末日之路上的一个中间站,这条路的终点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负累的社会,正如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伊洛纳齐•维特凯维奇在他的小说《贪得无厌》中所描写的那样。内啡肽在他的书中被称为 Murti-Bing-Pillen。
归根结底班德洛教授只是用使人上瘾的体内吗啡的运作模式代替了古老的影响人类行为的“本能”“情欲”等概念。这样一来,虽然我们内在本能的驱动力有了新的名字,但有关这一模式的旧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虽然人类必然会被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被不知名的存在在他体内的各种生物化学系统的作用力所影响,但是,人类是唯一的——就我们所知——可以在这些外在内在因素的影响下,做出另一种选择的物种。 正如人类自己定义的那样,他可以选择做出人道的举动。否则,难道当雅努什•科扎克在他的孤儿院里陪伴弥留之际的孩童时,是在寻求濒死体验?那些放弃正常性生活的虔诚的禁欲者们体内内啡肽的构成又是怎样的?班德洛的阐释模型暗示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长期承受着内啡肽缺乏的痛苦,并且必须寻求激发体内鸦片制剂产生的方法;如若不然,他们只能一生郁郁寡欢。显然,这两种推断都是错误的。
班德洛书中的第二个主题是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产生于兽性诡诈的性犯罪,以至于受害者与施虐者认同。班德洛认为,这种受害者与罪犯的认同是一种保护机制,它可以帮助受害者在极端境遇中获得生还的可能。在此,班德洛为由于对罪犯表示人道亲近而受到病诟的受害者们进行了开脱。就这点而言,倒还不错。此外,班德洛还通过他的著作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他所描写所采访的罪犯们是有吸引力的。甚至从他的书中可以感觉到,他自己也被这种吸引力所感染。显而易见,他觉得骄傲和感激,因为这些罪犯愿意向他袒露心声,他折服于他们的魅力,他赞叹他们的智力。此情此景恰如明星与心智不够成熟的粉丝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本身并无多大危害。但是,如果当事人是一位研究如此敏感的社会性话题的心理学家,那就不得不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警惕了。
汉语译文:王晓菁



书评:弗兰克•施马赫的《自私:生命的游戏 》

Jun 20th, 2013 | By
Frank Schirrmacher

《自私:生命的游戏》 于2013年由慕尼黑Karl Blessing出版社出版, 共352页。
2013年,弗兰克•施马赫(Frank Schirrmacher)那启示录般的批评性著作《自私:生命的游戏》(Ego: Das Spiel des Lebens)在德国出版,并且获得了极大的反响。 这本书批判了金融财政贸易市场的内在机制。确切地说,批判了资本主义体制那种令置身其中的个体束手就擒甘心臣服的运作方式。《世界报》(Die Welt)称他为偏执狂,因为他的阴谋论论说排斥一切事实与反对的论据;¹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则尊奉他为新一代针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家,远胜68年以来的陈旧的左派理论。²
施马赫在书中所指出的博弈论的一个基础思想 —— 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 —— 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人们并不是现在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论点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驳倒。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表达的都不是被观察者的想法,而是观察者的想法。施马赫是焦虑的,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见人性的准则,他认为无形的权力和逻辑计算应当为这一切负责。是的,人性的准则何曾在经济学中起过作用?追索着这本书跳跃的内容而思考的读者 —— 因为此书几乎没有细致详实的论据 —— 会时常遇到这样一个中心主题:只有向信息资本主义所有的规则臣服,才能彻底实现愿望。这就是21世纪的梅菲斯特。对此有必要再回想一下,浮士德是如何被它俘虏的,又是如何藉着人与人之间的人性的力量被拯救的。是的,那个时候还存在这种力量,尽管它是在炼金术的帮助下产生的。
所以,从根本上可以说,这本书不值一读。施马赫塞给我们一堆引文和结果,它们像咒语一样被赋予革命性的力量。他并不论证,却坚信,这些由缺乏内在关联的单个信息组成的攻势定会产生必然性的心理影响。就此而言,施马赫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与他所批判的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当今数字(digital)世界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以众多的单个信息代替事物的内在联系。
现在值得来讨论一下隐藏在施马赫所描绘的末日场景背后的问题。我们应当小心地来处理阴谋论。在各个方面,世界都向我们呈现出比这个理论所诉说的复杂得多的形态面貌。权力的幕后黑手和疯狂的科学家们被指为应当为这一切负责,这样的话读起来几乎就像是迫于那俘获我们的隐匿的体制的淫威所给出的苍白无力的结案陈词。其实施马赫本可以通过小说创作来澄明他的思想,比如为成年人写一部《Momo》³ 这样的小说 —— 米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Momo》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小说里有作为幕后黑手的灰衣人们,他们控制我们的思想,将我们困在欲望、名利和效率之中,又夺走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现在施马赫首先需要一个主角,就是Momo。出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她并不受灰衣人们的影响,从而可以解救这个世界逃出魔抓。其次,还有一个关于Momo的问题令我费解 —— 这样说很片面,其实这是对米歇尔•恩德的疑问。当然,同样的问题也是对施马赫提出的:到底谁为灰衣人们、为博弈论、为政党去实施监控和抢夺?难道不是恶者那无形的面具吗?世界级批判家的抗辩值得玩味:博弈论不是邪恶的,它召唤我们去追求赢的机会;生活告诉我们,最终的大奖总是通过美好的失败来获得的,那是生活早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的……
像施马赫所致力于的这种警告性批判,有权力保留它的片面性。它不必像文学那样,考虑到事情的两面性。因为它的任务是开启讨论,并且索取反馈。目前所得到的反馈都是一些对肮脏的“自由”金融贸易市场进行的辩护,或者是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的警报式的叫喊。有没有可能对施马赫所描画的末日幽灵做一个谨慎中肯的评价?我来尝试一下吧。我就从施马赫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 数字化 —— 开始说起,从中引发出在《南德意志报》的书评中同样被着重肯定的一个方面:把世界简化到信息化特征的层面上和对电子数据处理的使用这两件事对人类今天的困境难辞其咎。知识界追逐着数码数据库放出的光芒。虽然很难证实,在过度使用电脑和学校在传授知识方面的功能被延异这两件事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越发显而易见了的:人文科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地与数据和数字挂钩 —— 一大批研究人员已经醉心于“数码人文”这个流行词汇里。现在,这种方法不仅在各方面获得成功,而且它本身也显得纯善可掬。人们坚信,通过特殊的搜集和积累,完全可以通过数据资料获得知识。这个“数字”的概念并不是在信息时代才被发明的 —— 事实上,它是启蒙运动的发动机。
那么是否可以说施马赫的警报是多余的呢?不。但是施马赫忽略了一个一直存在着的有效的解决办法。他忘记了那个小女孩Momo,确切地说,他忽略了使Momo之所以能够对抗灰衣人的那种力量。这种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力量使施马赫的末日图景以及欧洲沉沦的异象变得无力又苍白。现在又到了纠正错误的时刻了,就像18世纪末浪漫主义反抗启蒙运动对人类的数字化那样。对人类来说,除了有理性逻辑的数字化身份,还有模拟化(analog)的身份。它首先使人得以从人的角度理解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它使人不仅仅可以在理性上“知道”,而且能够在情感上“理解”事物与他人。黑格尔,虽然他本身并非浪漫主义者,却反对把知识和信息全面化和绝对化:若有人声称他知道某个事物,那就说明,这个人还远远没有理解这个事物。“理解”就是建立事物间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不是依靠庞大数据,而是以个人的观察为基础。也就是说,“理解”是以我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事物间的关联。这在数字层面是不可能实现的,计算机不可能将自己视为观察者。“观察”这个任务只能由我们人类自己来完成。我们却因此感到恐慌,因为事物不再有绝对的信息化特征了,而是依赖于“我”的观察体验。这种恐惧并不是来自对主观性的恐惧,而是来自于我们发现:我要对事物负责了,我可能从这种关联中无法自拔了!数字化的世界往往在“客观性”的名义下隐秘关联、排斥责任、制造着“客观唯一别无他途”的幻像。
模拟化的关系连接就是建立事物间的关联,同时承担责任。这就能立刻使我们脱离博弈论的狭隘与自私。谁有能力建立关联,谁就可以抵挡Amazon和Facebook的诱惑。这样的人不自负,不孤独,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在现实的社会网络中实现和发展自己。他知道那些数码产品都可以为他所用,但是他更明白,所有的这些数码诱惑最终不过是人类内心深切渴望的替代品。这个深深的渴望就是彼此关怀、彼此连接、不再孤独。他知道,他生活在所有以他本人为观察点和感受点的数字化信息里,Amazon不能像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s)的童话《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4 里的魔鬼那样就近他的灵魂。所以他可以从容地期盼一个不被数字化辖制的未来,一个重新回归“对话”(Dialog)的未来。不仅要与他人对话,还要与自然对话。他听见自然在他耳边倾诉:停止数字化吧,那样你就能同历史和艺术对话。于是他听见历史的呼救:历史的内在联系已经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消失殆尽!他看见艺术的抗争:它是人类文化的原野,是反抗数字化的先锋!
在我们厌恶数字化和支持模拟化在我们的文化中享有独占权之前,应该考虑到,没有“数字”就没有逻辑,因此就没有理性的认识,继而我们也就不能“知道”事物。“知道”和“理解”相互缠绕在我们四周,貌似没有一种一劳永逸平衡折中的选择方法。然而,感谢上帝,这并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我们要做的是进行适度地调整。首先在教育领域。因为倘若只有“知道”而没有“理解”,人们就无法向孩子和青少年传授知识。而且,也会使得“传授知识”这一行为本身完全无益于对孩子们责任自主性的培养。而这种自主性正是他们人格的内在基石和外在表现。这种调整也应该在政治领域中实施。因为在“健康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政府过分看重公民的福利,但这绝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生活的当下不是用末世论和阴谋论可以彻底诠释的。因为自私自利虽是我们本性中的一部分,它却并不能完全决定我们的本性。人就像猿猴和海豚,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类生物。这种深入肌理的、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绝非阴谋论之类的假说可以盗攫的。

1. 参见: Cornelius Tittel的文章《Die Monster des Doktor Frank Schirrmacher》
http://www.welt.de/kultur/article113687605/Die-Monster-des-Doktor-Frank-Schirrmacher.html (19.02.2013).
2. 参见:Andreas Zielcke的文章《Vom Sieg eines inhumanen Modells》
http://www.sueddeutsche.de/kultur/frank-schirrmachers-ego-das-spiel-des-lebens-vom-sieg-eines-inhumanen-modells-1.1601727 (19.02.2013).
3. 故事梗概:Momo是一个小女孩。 她喜欢倾听人们的诉说,在聆听中帮助人们化解烦恼和纷争。有一天城里来了许多灰衣人。他们劝说人们把每天多余的时间存进他们的时间银行,将来得到更多的时间作为利息。于是人们开始拼命节省时间,醉心于机械的生活,抛弃了亲情、友情与良心。Momo得知了灰衣人的阴谋诡计,决心拯救她的朋友和时间。她勇斗灰衣人,并最终获得了胜利,让她的朋友们放下了欲望和焦躁,重新发现了平静、幸福的内心和生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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