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旨趣

A:对话性的多元文化

在不同文化的相遇中将产生出一个新的混合的文化。这个新文化不仅保留了并且丰富了原有各个文化的传统特点。这种多文化的结合不是使一种文化臣属于另一种文化之下,也不希望各个文化对自己的传统无条件地崇拜与固守。因为前者贯穿着强势文化的霸道,而后者也同样的,隐含着弱势文化的暴力。因此,我们将致力于促进在现代全球化社会中对多元文化对话的理解。相对于文化间的对抗和不理智的文化宽容,这种多元文化的对话具有诸多优势。我们试图去发现艺术、音乐和文学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对话种中所扮演的角色。

 

B:对于历史的对话性理解

我们的目标是在文化的历史(cultural history)中建立对话,以超越那种在对过往之事进行叙事性“虚构”和对历史事件进行档案性“登记”之间的错误的对立。我们鼓励那种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增进各种文化互相理解的研究态度。我们力求在教育实践中呈现对话性的历史进程,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

每个人的文化身份都根植于自己的文化源头。因此,我们与我们文化的过去的关系就是形成我们当下文化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正是这种文化行为激发了每个人的文化归属感。我们应当去描述我们与我们文化的过去遭遇的情景,就好像去发掘我们和另一个人之间那根深蒂固千丝万缕的联系。何种历史性的相遇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谁是构成历史性对话的双方?它们可以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对历史和文化教育新模式的形成产生影响?到底什么是“当下”、“现实”和“文化的过去”?艺术和文学是否在我们与过去的对话过程中发挥了催化促进的作用?与历史的相遇为文化身份的形成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作为个人应当如何参与到与历史的对话中去?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对话性的形式来表述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

 

C:对话性的性别化过程

在当代性别研究的领域中有着诸多流派。在众多思潮中,我们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两性间的互动关系既非欲望的投影,亦非掌控意志的表露。尽管这些现象在“性别/性”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人文学科里的性别研究不应当先验地排除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着对话态度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性别研究能够也应该探索可能存在的对“性别”关系的新的理解。除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性研究以及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交互性性别角色形成(mutually ascribed gender roles)研究,还存在着另一种性别关系。这种关系超越“性”与“性别角色”的范畴,是一种精神/心理学上的,亦即文化上的关联。对此,我们甚至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科学术语来命名它。

 

D:对话性的社会科学

社会领域的“基本元素”是什么?根据传统的社会学定义,它们是个人的“身份”、“思想”和“行为”。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能指的形式。然而,这种定义方式的弊端在于,把人视为完全从人际关系和各种相遇中脱离出来的孤独的个体。是否可以想象一种以社会相遇和人际对话为基础的社会学的存在?何种有关人的概念是在传统社会学中被预设的?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这种概念?社会学难道不应当考虑社学中各种人际文化互相交汇相遇的境况多过考虑社会的构成元素吗? 如果有一种社会学,它的研究方法可以促成一种认识状态(epistemological status)的形成,那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学呢?

 

E:对话性的艺术阐释法

阐释,是巴赫金研究的重点,也是在对话方式方面被研究和运用得最多的领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巴赫金的对话学被看做是文学作品内部的因素,而不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态度。于是巴赫金的观点被概括为内外两种不同的视点。与一件艺术品的对话,从另一方面来说,与诠释学的任务不同,因为在对话中没有绝对的真相。在对话中,作品和读者双方都在互动中。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其中失落自己的身份?“与一件艺术品对话”意味着什么?艺术是否可以甚至应当被视为社会意识(social sense)中的“另一种存在”?

 

F:对话性的教育学

教育学似乎是最适合实践对话方法的领域。难道师生之间的对话不正是教育学的核心吗?但是以下两种方法似乎忽视了这点:其一,片面的强调教育的指令性,即因为老师深谙学生所未知之事,所以老师处于一个发号施令者的位置上;其二是过分强调学生的需求、兴趣和习惯。这两种片面的观点似乎被严格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者所推崇。因为严格的经验主义研究无法包括在师生互动关联中的教学过程的两方面,也无法提供一种对于在教学上师生相遇的情况的理解。何种对话有可能存在于老师和学生那种明显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之间?什么是教育学的对话(巴赫金会说,它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但是仍然保留些许对苏格拉底所提问题的开放性的怀疑)?作为教师该如何使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对对话所产生的意想不到效果有所准备?在对话中师生应当保持何种教学距离?如何能使教育从对话态度中获益?这样一种“态度”是可以被传授的吗?

 

G:对话性的分类行为

分类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一种单调单向的行为——事物被僵硬划一地分门别类。尽管如此,分类对于对话性的人文学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观点态度和人、事、思想、时间等等各类事物复杂的相遇情况必须被普遍化概括化。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对话性的分类方行为,它不仅分类我们的“客体”,而且也将我们自己分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协商性理解性的分类方式,它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并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如何将相遇分类?什么是人文学科中的分类的认识状态?类型学算是分类行为中的对话模式吗?文化可以成为类型学的主体吗?

 

H:对话性的哲学、神学和心理学

在哲学中早已存在对话的概念。 只是在存在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之间存在着有关对话的南辕北辙的理解。存在本体论认为,与他者的相遇就如同生与死的角斗;而社会本体论则假设在人与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绝对”的对话。我们是否有可能解决这样的二律背反?亦或者两种本体论就真的水火不容?个体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存在环境的对话是如何在他的孩童阶段呈现的?在文化对话领域里,对话过程的最后结果又是什么呢?